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因其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性质，适应了封建社会的需求，因而在经过西汉中期儒家学者改造后，从此成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显学。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中国历代诸多学科领域中均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正是这种现象，使得后代的学者们产生一种看法，似乎儒家文化在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中均具有主导的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够客观的，也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实际上，儒家文化在一些重要领域中，诸如政治伦理、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确实是具有主导地位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便可见一斑。但是，在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创作等领域中，道家思想的影响远远大于儒家。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与现实社会联系密切的学术领域中具有领先的主导地位，而道家文化则在那些具有强烈思辨色彩和需要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学术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种状况的产生，自然是两家文化的不同品质所造成的。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是道家文化首先在中国建立起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体系。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产生开始，便展现了其所特有的鲜明的思辨特质，正是这种文化特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哲学、美学与文学艺术创作。而儒家文化，从孔子起便注重社会实践与社会伦理。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到处宣扬他的“仁义”之道，希图以此解决现实中的纷争，他并不关心离现实比较遥远的一些哲学问题。他曾经这样回答关于“天”的问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虽则有“天命”的存在，但“天”并非任何时候都在那里支配人间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成天去探究神秘莫测的东西，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人”——即现实社会的问题上。孔子的学生子路询问有关鬼神之事，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的这种思想，源于对当时著名政治家子产的认同。虽然孔子没有与子产见过面，却十分称赞子产的为人。子产曾有一句有关“天道”问题的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以此来驳斥晋国占星术者所说的关于郑国将要发生大火的预言。孔子不探究“天道”，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研究“人道”。当然，主要就是治世之道，这种倾向正与子产的思想相同。孔子并不认为周公所制定的一整套治国制度有什么缺陷，因而也并不需要另外寻找替代的理论；相反，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是由于周公所制定的那套治国方略遭到了“乱臣贼子”的破坏，因此需要重新“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他十分推崇西周实行的“礼治”，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因此，恢复西周时的社会秩序，改变现实中“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十分冷静地思考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不是简单地从社会方面找原因，而是把视线放得更远。他观察了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并从中抽象出自然法则或规律——道。正是在这样广泛而深刻的观察、思考与研究之后，他对现实社会的合理性提出强烈的怀疑乃至彻底的否定，认为没有必要花大气力去宣传与恢复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当孔子很虔诚地跑去向老子问礼时，老子不仅不作正面回答，反而给予当头棒喝，告诉他：“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可见，对周礼的那一套，老子并不以为然，认为是像朽骨一样过时无用的东西，当然也就无需正面加以回答。这种倾向，在《老子》一书中亦表现得很明显。当然，老子与孔子的谈话不会仅就这么几句，《史记·孔子世家》中就另有一段话：
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老子在否定礼的同时，也必然会宣传自己的思想。而道家的这一套思想，恐怕是大出孔子的意外的，所以在听了老子的教诲之后，孔子以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来比喻老子，足以见其敬佩的心情。有人以为这段话是后人编造的，用以抬高老子而贬低孔子。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两种学说加以比较，平心静气地体会当事者的心情，应当承认孔子的这种惊讶与敬佩的感情是极可能油然而生的。热衷于世事的孔子听到老子的一番高论，犹如一阵当头棒喝，顿时头脑清醒起来，所以发自内心地说了那么一段话，这正表明孔子为人的谦虚好学，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门户之见。当然，同为一代宗师，孔子也不必因老子的一席话而立即改变自己的志向，他依然席不暇暖，赶起牛车，带领他的弟子们去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即使明知其不可为也要尽力而为之。
对于儒、道两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过去已经有人做过比较。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对老子的思辨哲学作了较高的评价，但对儒家的始祖孔子却颇有微词，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其著作不过是“道德的教训”，“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经后代的发展，道家的学说至战国后期形成了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对于中国的统一以及西汉初期的社会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显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论，道家思想相应地转为“隐学”。但正是这一显一隐，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里的所谓“隐”，也是相对的，道家思想不仅在西汉初极盛于时，到魏晋时期更发展成为“玄学”，风靡朝野。唐、宋、元各代，道家学说也是受到官方提倡的，只是没有成为治国之学而已。至于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则援道、佛入儒，构建了理论上更加完整的儒学新体系。
由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评价道家在先秦诸子之学中的特殊地位，他认为：
